病毒重构的世界，疫情下的发声与乏声

病毒重构的世界，疫情下的发声与乏声

■顾勇华

美国新闻博物馆专辟一个分馆纪念“9·11”。分馆内除了一件现场物品，其实就是一句话：事件发生后，大家都在逃命，只有三种人在往里冲——警察、消防和新闻记者。和上述灾难一样，奔赴疫情核心区采访的新闻记者，与医生、警察及其他行政服务人员一样，都是“往里冲”的英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大家对这个危害人类健康的对手完全不了解，如何过招更无经验借鉴，因此所有应对行动，包括医疗救治与媒体传播，都是处置事件能力最真实的呈现。仅就信息传播而言，无论“发声”还是“乏声”，都是信息发布者与媒体各自的判断与选择。时至今日回看中国的全力防控，从最初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失误，到现在全球吃紧而我们防控有效。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卫生事件”，涉及医疗救治；二是“国际关注”，涉及新闻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救治离不开传播，传播依托救治。相互依存的双方，构成了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参与的疫情防控“全环境”。

面对疫情，医疗救治也不是单纯的医学科学问题。即使心理疏导也归为医学领域，信息沟通则是必不可少的人文关怀方式。据知，在世界多国，枪炮之战也完全不仅仅表现为火力对峙，有一半胜算来自舆论对冲。在与传染病过招中承担重任的新闻信息发布与传播工作，实际表现与客观需要是不是相称，非常值得审视。

值得铭记的采写付出

▲2018年8月开始，刚果（金）暴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John Wessels是一名驻刚果（金）的南非摄影记者，自疫情爆发以来，始终在第一线用镜头记录这场危机。图为社区居民远远看着卫生工作者抬走一具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尸体。

近20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多起引发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中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2014年埃博拉，然后就是2019-2020年的新冠肺炎。这些事件的共同特点，是突发且有全球健康风险，因而有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的需求。 2009年肆虐全球的甲流事件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对北美洲尤其是美国和墨西哥暴发的疫情除了通过突发新闻的形式快速报道外，还邀请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等医学机构专家，从不同角度说明疫情的来龙去脉、疫情的防控措施和应对疫情措施的实施细节。

其报道原则，除了及时、公开、透明，就是突出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为社会回应突发的灾难和威胁提供有效信息，以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民众的危害。再就是科学审慎态度，例如有关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的报道。2020年1月31日，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文称瑞德西韦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有效，国内部分媒体就出现了“救命神药”说法，而美国主流媒体则强调该药尚未在任何国家获得批准上市，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还要进一步验证，避免大家期盼新药而被误导。

国内各级各类媒体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中，付出了艰辛劳动，从版面、节目或推文来反推，新闻报道及舆论引导与防控疫情实际工作还不太相称，但取得的成绩仍是可以称道的。 

2019年12月31日是一个重要时间点。这天上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而头天晚上，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湖北省卫健委正式通告，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实际上后来发现，早在12月上旬就已经出现相关病例。之所以提出31日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此前报、刊、台、网有没有报道是一种敏感，而此后报不报道则事关判断力、传播力。

据了解，中央三大媒体驻武汉记者在疫情初期即发出大量内参。从社会反响看，人们称赞更多的是财新、财经、三联及澎湃等，认为他们说了“真话”，而党报只有“高大尚”“伟光正”，这个看法是相当片面的。救治现场必定是主战场，是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的最前线，有效的救治才能从根本上稳定人心，树立信心。

事实上，报、台、网全面记录了看得见的激战。最初，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是全国关注的焦点。多家央级媒体和运营商联合，对这两家医院的建设现场进行全天24小时直播，围观网友数量急速攀升，形成了被称为“围播”的新传播现象。

尽管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政府部门，防控工作已经从当初的手忙脚乱、应对失据，逐步走向有序，但只要疫情存在一天，工作中存在问题是必然的。前段时间一名刑满释放人员从武汉乘车到了北京，且几天后诊断为新冠肺炎患者。在各地声称严防严控的环境下，出现了这样的人员流动，全社会为之惊谔不已。大家追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能“突出重围”千里进京等等。最后正是一批记者穷追猛打，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说及新闻舆论工作，绕不过有关“方方日记”的争论。这里说的是争论，不是说“方方日记”本身。武汉作家汪芳，是居家坐等疫情退却的市民之一。她通过现代通信方式获得外界情况，包括街坊四邻的喜怒哀乐，以日记体叙述了所见主要是所闻，日记一上网，争议持续不断。方方作为居家一员，没有条件现场采访；作为一位作家，写作方式也与记者不同。因为无法进一步了解日记的观点所依据信息的真伪，所以我从未参与过这种争论，但是仔细观察日记发布及相关争论，看到了机构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一种不应当有的不平衡。

机构媒体派往武汉的新闻工作者做了很多优秀的报道，但仍有社会希望了解而未触及的领域，以致部分发布权给了网络公号，而网络公号在做到信息的真实准确方面是力不从心的，“方方日记”的作者也一样。

不应出现的传播倒挂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专访称，这次我们的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

倒挂，就是与人们已有认知相比，实际表现大相径庭。

2014年在西非几内亚、塞拉利昂等国家暴发的埃博拉病毒危机，从暴发范围、阶段时长、死亡人数等方面看是迄今最为严重的。2014年5月25日，塞拉利昂出现了埃博拉确诊病例，但直到半年后，才启动了第一阶段的西部地区应对行动。从塞拉利昂官方媒体的话语实践和危机应对举措来看，塞拉利昂受到质疑和批评是有一定原因的。在官方网站发布的31篇埃博拉相关信息中，每一篇均没有提供明确的消息发布时间。事后发现，大部分官方消息都是发布在埃博拉危机阶段的后期，距离疫情暴发已经有一年时间。

•体现在我国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传播问题，首先是新闻发布倒挂。

在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源于1982年中央文件规定、1983年分别由外交部和中国记协正式公布。只是其后20年间几乎没有发挥作用。2003年与非典过招，才唤醒了新闻发布工作。不过，从2003年至2019年，十几年间并没有多少真正可以称作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布，而少数人为灾难如天津危化品爆炸，其发布一直是一个反面教材。2019年有一个集中发布，就是展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全国各省区市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北京，在国新办的发布平台答问。其中，湖北专场是在当年6月19日，围绕“长江经济带建设与湖北高质量发展”，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作新闻发布并回答中外媒体记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也到场回答了有关提问。然而，半年后的湖北发布表明，先前的发布只是把平时做报告念稿子换了一种方式，没有发布的专业含量。真正遇到问题，答非所问就在所难免。

•其次是部分作品体裁影响力倒挂。

如果不是这次突发事件，所谓随着5G时代到来短视频必唱主角的论断，可以说无人怀疑。然而，这种说法在大事件中没能完全经受住考验。视频虽然有图有真相，但是，视频仍然受到时空限制，传播更为有效的方式依然是文字+图片。限于居家隔离这个实际情况，发挥作用更大的还是电视和网络推文。

•三是部分媒体表现与应有担当倒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提升新闻舆论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措施，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提上了日程，各地也都称融合发展成果丰硕。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报道中，个别媒体并未显现出因融合发展带来的在传播力等“四力”方面的优势。例如湖北当地的个别媒体，在最吃劲的一个时段里缺少关于防控的报道。有人说，是因为现有体制束缚了媒体发挥作用，这个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如果对比一下2003年广东媒体的出色表现不难发现，只要媒体懂政治、精业务、知专业、有担当，完全会是另一番风景。

疫情报道的答卷阅判

▲1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表示，从1月20日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每日汇总发布全国各省份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据，包括春节期间，直到不再需要发布。

新闻发布是新闻报道的权威信息源，新闻发布水平与新闻报道水平直接相关。政府在发布新闻时如何考量人民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已经作了深刻阐述。中国通过树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湖北以及武汉初期的新闻发布表明，问题的根子就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仍然停留在口头上。   

媒体融合的目的，是奔着提高传播能力、壮大主流舆论来的。而实际表现是，不少媒体还需要继续努力。    

◆专业知识仍不足。新冠肺炎防控工作，面对的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对象，对于这个对象了解得越多，处理信息的判断力就越强，报道的水平就会越高。当武汉有医院专门辟为重症患者定点收治医院的时候，由于有的记者不太熟悉这一信息的意义，所以报道中几乎体现不出应有的新闻价值。    

◆基础的新闻业务素养欠缺阻碍优良新闻作品生产。毫无疑问，所有往疫区“冲”的记者都是勇士。然而，勇敢不能替代新闻业务素养。从前方记者到后方编辑，最后拿出来的版面或者节目，常常暴露出采访不足。一些媒体在引用外媒消息时，缺少必要的新闻史知识。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理论，从提出到作为新闻队伍的必修课，已经整整20年，然而，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这一条，在行动的自觉上表现得还不够。“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湖北及武汉最初算不算是因为贻误战机而使“小病酿成大疫”？如果是，我们又该以怎样的话语讨论当下？   

再如，不能造谣传谣，已经写入网络治理条例，看上去非常必要，而操作性偏弱。这本来是一个国际通则，比如，世卫组织坚决反对造谣，还设立专门班子负责这项治理。而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常常是与“你”一言不合就是造谣。这就给真相的隐瞒留下空间，又该如何报道？

我们讲的正面报道是一个原则，而要落到实处不能不遵循传播规律，不能没有战略战术。

（作者系中国记协原书记处书记、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创新实践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红星新闻